我的精神成长史就是一部阅读史
傅国涌（学者）
当我的兴趣从古典文学转向现代文学，从徐志摩、闻一多、戴望舒到拜伦、雪莱、泰戈尔的诗，从郁达夫、巴金到沈从文、萧红、路翎的小说，这些都是１９８３年以后的事了。特别是郁达夫，一度让我迷恋，他的伤感、他的颓废、他的一切都让我感到新鲜，感到倾心。后来又为萧红的《呼兰河传》中独具魅力的文字所牵引、所倾倒。我至今常常感到遗憾的是，在最需要精神滋养的整个青少年时代，我无缘阅读文明源头最有养分的读物，连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都没接触过，更不用说希腊神话、悲剧、哲学。
１９８０年代，是一个高歌猛进的年代，是一个激情萌发的年代。在“文化热”的大旗下，各种各样的热潮接踵而来，令人应接不暇，即使处在远离中心城市、文化沙漠的温州城乡，也能强烈地感受到这样的氛围。我渐渐从喜欢文学而转向了美学，李泽厚那本薄薄的小书《美的历程》曾让我百读不厌。我由此熟悉了朱光潜、宗白华、高尔泰的名字，甚至连现在看来早已过时的王朝闻、蔡仪、蒋孔阳等人的书也找来读，还读了黑格尔、康德、席勒等人的美学译著，这是我最初接触外国的译作，一个新的世界打开了。我意识到只读中国书的单薄和不足，开始严肃地思考一些问题，从宇宙到人生，从历史到社会，就这样我由美学又不可救药地爱上、迷上了哲学。
我的哲学阅读几乎与整个１９８０年代的各种“热”同步，我记得每一阵“热”我都没有落下。近２０年前的往事如今想来，虽觉得幼稚，但也让我激动如初，先是“尼采热”，从尼采走向叔本华是顺理成章的，他们两个的名字往往就连在一起。《爱与生的苦恼》、《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都曾是我的枕边书。然后是“弗洛伊德热”，我至今难忘因未买到《梦的解析》而只好借读的懊恼。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性心理观点在当时来说确实令人震撼，令人大开眼界。我断断续续买过很多弗洛伊德的书，就是现在偶尔在旧书店遇到老版本的《梦的解析》还是会眼睛一亮，怦然心动，尽管我不大会去读他的书了。
当然，我的哲学阅读并没有完全陷入“热点”之中。我记得那个阶段，大约前后有三年多的时间，就走马观花地涉猎了古希腊到２０世纪以来主要哲学家的中译本。维特根斯坦、亚斯贝尔斯、加缪这些名字都在我的阅读视野之中出现了，我也注意到法国启蒙运动时代的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人。最初我喜欢卢梭是因为他的《忏悔录》、《一个孤独漫步者的散步》，那大概是少年时受郁达夫的影响。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在太晦涩、难读，啃不下去，所以我就找了他的《道德的形而上学原理》、《历史理性批判文集》来读，他所说的星空和道德律令从此植根于我的生命深处。甚至卡夫卡那些富有寓意的小说，也被我当成了哲学书来读。更晚一些（１９８７年到１９８８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一套黑封面的哲学丛书，主要是２０世纪的西方哲学。我为其中卡西尔的《人论》吸引，一度推崇他是２０世纪唯一百科全书式的大家，认为他可以与黑格尔、亚里士多德相媲美。我几乎买到了卡西尔所有的中译本，《启蒙运动》、《神话与符号》等。
这一阶段，我还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生命的由来》、《达尔文回忆录》，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乌纳穆诺的《生命的悲剧意识》等，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现象学、禅宗等都曾产生过强烈的兴趣，当然也都未深究。培根、笛卡尔、奥古斯都，还有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安东尼的《沉思录》，都给予我智性的陶冶和对生命的深层反省。
对我而言，那真是一个生吞活剥的阅读阶段，什么深奥的书都敢读，什么冷僻的书都想读，好像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稀缺的阅读量让我加倍怀念１９８０年代
张 桐（资深出版人）
出版业伴随着改革开放，逐渐繁荣起来。１９７０年代末，出版的图书主要都是过去出版过的好书重新出版，大多是世界名著，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那时候买书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出版供不应求，不会有库存的困扰，当然也不存在什么阅读危机，买书还得排队。
到１９８０年代初，读者的阅读兴趣又提高了，而阅读的图书品种也大大地增加了。就本土而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文学”“朦胧诗派”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形式也很多，短篇、中篇、长篇都有。同时翻译作品里也有很多新鲜品种，西方哲学就不用说了，甚至还有过去我们完全不懂的企业文化类图书也开始大量涌入中国，譬如经营管理类图书《计量经济学》等。１９８０年代中后期，像《光纤》这种高技术类的书也得以出版。大家的思想很活跃，边缘学科交叉科学的书也被引进，如未来学这种预测社会发展的书在当时都相当轰动。读者阅读选择面拓宽了，而与之成正比的是日益增加的阅读兴趣。这与现在完全不同，现在我们的出版繁荣了，可供选择的图书品种非常多，但与此相反的是，大家日益下降的阅读兴趣。当时，人们的阅读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望，并不像现在一样阅读更多是带有功利目的。那时候每年都有一本令我印象很深的书，尽管时隔２０年，我仍然记得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走出你的误区》这种给予职场指导、排除工作负担、正确面对社会的书一出版带来的热烈反响。
图书出版经历了１９９０年代到现在，品种与数量较１９８０年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阅读范围的选择性更强了，但我们对于阅读的态度也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就我个人而言，我会收藏一些书，但不会马上阅读。同时，与以前只要有书就会去读的情况相比，现在是挑书看了，我肯定不会像过去一样，读一些对自己的工作没什么用或者不是自己阅读兴趣范围的书了。对于现在的阅读状况，我从与编辑的交流中就可以感觉到他们的阅读量远远不如我们当时，我曾经对我的编辑做过调查，问“一年之内，说出留下印象的书，包括书名、作者、内容梗概”，１０多个编辑没一个能说出来，尽管这个结果我事先预料到了，但他们稀缺的阅读量还是让我感到悲哀。媒介的发达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网络、电视的发展可以让我们轻而易举地获取信息，但获取信息不是阅读的全部，阅读后思考能力的获取更加重要。古人说得好“行成于思毁于随”，没有了阅读，没有了思考，后果不堪设想。
从文化粉丝到物质奴隶
杨文利（媒体从业者）
谈到１９８０年代的读书生活，不能不提及下面三套丛书：三联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四川人民的“走向未来丛书”、华夏的“二十世纪文库”。这三套丛书是我大学时代的启蒙读物，也是我真正意义上的读书生活的起点，“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激起了我对２０世纪西方学术思潮的兴趣，后来又按图索骥，把许多西方哲学家像海德格尔、萨特、加缪的著作找来阅读，当然，大多数都是囫囵吞枣式的，真正读懂的并不多。“走向未来丛书”使我第一次接触到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三论”，由此又看了不少有关“方法论”方面的书。“二十世纪文库”则让我第一次结识了哈耶克。至于文学方面的书，看得最多的是漓江出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当时图书馆很难见到，如果哪位同学有幸借到一本，一定会被同学反复借阅，而且每次都少不了给图书馆交纳罚款。
那时候，有很多现在回想起来特别有趣的读书故事。我的老师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是“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的编委，读完他们的书再去听他们的课，二者相映成趣，有一种“互文性”效果。我还根据“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开列的编委会名单，去哲学系旁听过陈嘉映、杜小真的课，但无奈海德格尔实在过于艰涩、难懂，几堂课以后不得不逃之夭夭。
从１９８０年代的“文化粉丝”到今天的“物质奴隶”，读书的目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时至今日，读书已经成为知识市场的一项交易，追求知识和探索真理已经退居末席在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我们会大量地阅读诸如计算机、管理、法律甚至会计这方面的书籍，并自觉远离文学、历史、哲学这些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