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休战（油画）　汤小铭

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后在上海 龙华殡仪馆设置“鲁迅灵堂”

1946年周恩来在上海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大会上

1956年10月19日上海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大会会场

1956年10月19日在北京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大会会场与陆定一同志讲话照片

1996年上海纪念鲁迅逝世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鲁迅先生逝世七十周年了。自他1936年10月19日逝世、作为“民族魂”受到隆重公祭以来，几乎每年都要纪念，而每十年必一大祭。通过自1946年到2006年七个十年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20世纪中国的精神轨迹和中华民族对本民族伟大人物认识的曲折过程，从中得到不少的教益。

　　1946　十年祭

　　1946年10月，是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

　　10月12日，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之前，上海各界举行了一次鲁迅墓祭扫活动，周恩来同志率中共代表团和郭沫若、许广平、茅盾、田汉、胡风等参加了祭扫仪式。仪式开始前，中共代表团在鲁迅墓旁栽种了一棵柏树。

　　19日下午2时在辣斐大戏院举行上海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这是空前的一次盛会，开得庄严、隆重。会议由全国文协等十二个团体发起，全国文协主持。周恩来在热烈的掌声中发表了富有战斗力的讲话，他说：“鲁迅先生死了十年了，整整的十年了。先生逝世后，中国就从内战进入抗战。然而十年后的今天，不幸抗战才告结束，又回到了内战。内战是鲁迅所诅咒的，抗战才是鲁迅先生所希望所称颂的。”(据1946年10月20日重庆《新华日报》)沈钧儒、许广平也相继发表了讲话。最后放映了鲁迅先生葬礼的纪录片。

　　10月19日，重庆、哈尔滨、佳木斯等地也举行了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认为鲁迅是中国数十年来最经得住考验，最优秀杰出的文学家与伟大的导师。提议筹办鲁迅学院，建立鲁迅文化出版社，设立鲁迅社会大学，使鲁迅精神传播更远更深。

　　在学术上，鲁迅十年祭中出现的重要学术论著有：冯雪峰的《鲁迅回忆录》，1946年10月18至12月7日在上海文汇报连载。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鲁迅研究文献，谈了1929年与鲁迅相处的经历，结合自己的切身感受剖析了鲁迅对待黑暗的态度，异常深刻，是后来的鲁迅回忆录所没有的。胡风的《关于鲁迅精神的二三基点》，也很重要。提出“五四运动以来，只有鲁迅一个人摇动了数千年的黑暗传统，那原因就在他的从对于旧社会的深刻认识而来的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里面。”舒芜的《鲁迅的中国与鲁迅的道路》，是中国鲁迅学史上一篇很有分量和深度的学术论著，核心是认为鲁迅所面对的是“做戏的虚无党”横行的黑暗的中国，鲁迅所走的道路是正视黑暗、反抗绝望的韧性战斗的路。戈宝权的《鲁迅的作品在外国》，是第一篇研究鲁迅作品在国外影响的文章。前苏联费德林的《鲁迅文艺创作的风格》，则是国外鲁迅学家首次全面论述鲁迅文艺创作风格的论文。

　　1946年第一个十年祭的时候，“左”的思想对鲁迅研究的禁锢尚不严重，所以冯雪峰的《鲁迅回忆录》和舒芜的《鲁迅的中国与鲁迅的道路》这样真实而富有个性的文章能够发表出来。不几年后，舒芜遭到了批判，冯雪峰再回忆鲁迅时也不敢这样无拘无束了。

　　1956　二十年祭

　　1956年10月，是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

　　10月14日，鲁迅遗体迁葬仪式在上海隆重举行。茅盾、周扬、许广平、巴金等十人先行至万国公墓起灵。巴金和金仲华庄严地把一面缝着黑字的“民族魂”红旗覆盖在灵柩上。上午9时，宋庆龄、茅盾、周扬、许广平、巴金等十一人在哀乐声中扶着灵柩进入虹口公园大门，徐徐向墓地进发。雄伟的新墓地满放着各界人士送的鲜花和花圈，墓碑前放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宋庆龄等献的五个大花圈。灵柩落入墓穴时在场的人都肃立致哀。巴金在墓前报告了筹备迁葬的经过，接着茅盾和许广平先后讲话。参加迁葬仪式的有党和政府部门的负责人、作家、工人、学生和各国驻上海的外交人员近二千人。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儿媳、孙子也参加了迁葬仪式。

　　10月19日，首都各界人民和来自十八个国家的国际友人一起，在北京隆重集会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在政协礼堂举行，周恩来出席了大会。大会由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主持。他在开幕词中概括地介绍了鲁迅战斗的一生。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在大会上作了题为《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报告。苏联、缅甸、南斯拉夫、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十多个国家的作家先后发言，对鲁迅的思想和作品做出高度评价。

　　上海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于同日上午在大光明戏院举行。文化艺术界及各界代表参加者近二千人。大会由宋庆龄、陈毅、巴金等十五人组成主席团。大会筹委会主任巴金致开幕词说：鲁迅先生是中国伟大的创作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的全部作品已经成了优秀的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据1956年10月20日上海《文汇报》)

　　在学术上，1956年的鲁迅二十年祭是一次丰收，出现了几篇长留于中国鲁迅学史上的传世之作：陈涌的《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的鲁迅》，以理论的概括性、研究的整合性与深广、细微、透辟的论述，深刻阐明了艺术的真实性问题。唐弢的《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是中国鲁迅学史上一篇很难得的妙文，简直是把鲁迅杂文的艺术风貌活灵活现地和盘托出了，之前没有人做到，之后也无人企及。王瑶的《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从整体上全面、深入地揭示了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成为这一专题研究的经典之作。李长之的《文学史家的鲁迅》，详瞻周密、全面深入地论述了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在中国文学史研究和著述中的成就、方法、见地及其历史地位与局限性。

　　1956年的第二个十年祭，取得了80年代之前再没有出现的学术丰收，然而“左”的思想禁锢已露端倪，例如茅盾的《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主题报告，把鲁迅思想完全纳入政治公式，从还原鲁迅本体的鲁迅研究本旨来说，则是一种倒退。

　　1966　三十年祭

　　1966年10月，是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

　　这时，席卷全国的“文化革命”已经开始。10月19日，上海、广州、绍兴曾集会，举行纪念。10月31日，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七万多人举行大会纪念鲁迅。周恩来、郭沫若、许广平和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出席了大会。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主持，文革“新星”姚文元作了题为《纪念鲁迅，革命到底》的主旨报告，号召“发扬鲁迅‘打落水狗’的战斗精神”，“对人民的敌人绝不宽恕”；“发扬鲁迅坚韧、持久的革命精神”，“坚决按照毛主席指出的大方向继续前进”。一个大学生发言表示“学习鲁迅，永远忠于毛主席”。一个中学生发言斥苏联作家西蒙诺夫把鲁迅说成是人道主义者，表示“要彻底挖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毒根，把它连根拔掉”。陈伯达最后致闭幕词，强调鲁迅遗嘱中“一个都不宽恕”的精神，号召“踏着文化革命先驱者鲁迅的足迹前进！”当时负责传达最高权威声音的《红旗》杂志第十四期社论《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则一会儿把鲁迅改塑成了一个为了贯彻“文革”路线而“打落水狗”，而坚韧、持久地冲锋陷阵的政治斗争的工具；一会儿又扭曲成了“俯首听命，甘愿做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前卒’和‘小兵’”的政治奴仆。

　　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是“文革”当权者利用鲁迅时的思维方式——抓住鲁迅坚持斗争、“打落水狗”的个别言词，脱离当时的历史语境和全人全篇的整体内涵加以极端化，把鲁迅扭曲为所谓“文化革命的先驱”，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这哪里是什么纪念鲁迅、研究鲁迅，完全是把鲁迅当作了自己手中的泥塑和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