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圣诞节前夕，我从伦敦飞到了北京。离开祖国3年多后，我回来了。北方的冬天颜色很暗淡，我心里既兴奋又有些慌乱。在东北老家里关了几天和父母聊天。新年一过，我就电话通知我的同学和朋友说我回来了。在英国的3年多时间里，我一次也没回过家。那时候，国内的互联网刚刚起步，大部分的信息想通过上网是了解不到的。在伦敦的日子里，我只能通过学校图书馆里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了解国内的情况。这不长不短的3年多时间还是让我感到时空的错位。回来后，我最着急的就是想了解国内的人都在想什么，在关心什么，这三年的变化大吗等等。我的同学安慰我说，基本没什么变化。在英国时，《金融时报》等媒体描述中国时用得最多的两个词就是“redundant”（富余）和“layoff”（下岗）。因此，我最想了解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以及我的同龄人在谈论什么话题、看什么书。3年里的中国在我脑子里是一片空白，我急需补课。
春节的时候，我看完了王海的电视剧《牵手》。之后，就想买书看，一进书店真感一头雾水，不知从哪儿下手，感觉什么都是新的，跟原来根本连不上了。但有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西方经济管理类的书特别多，有很多书甚至是原版引进的。北京外研社和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引进很多。比如哈佛商学院MBA课程的相关书籍特别多。
这是一个西方经济管理热的年头，MBA毕业的找工作特别吃香。
后来有一本书出现了，就是《学习的革命》。现在看来，它可能是图书炒作的始作俑者，在中国的图书史上都可以记上一笔。《学习的革命》在中央电视台大做广告。我还记得给这本书做广告的是大名鼎鼎的谢晋导演，谢导演都发话了，谁还能不信？当时我买了一本，后来我发现我表姐和我妹妹也各自买了一本，很多同学手里也有。看完之后，大家都半带狐疑地说：“也没有他说的那么好啊？！”《学习的革命》让很多人意识到：靠忽悠一本书也能发大财啊。当时，我的一位在媒体工作的同学就对我说：“英国你算白去了，也没整本畅销书回来。”
当年，媒体流行一个词：“策划”。书店里有很多教人搞策划的书。
因为有了《学习的革命》，就有了随后几年里的《谁动了我的奶酪》和《致加西亚的信》两个著名炒作事件。这两本书分别可以用不到100字就能把其中的道理讲清楚，可把我们中国人忽悠坏了。图书炒作之风兴起。
1999年我是盯着畅销书的，因为我急于想了解大多数国人的趣味，我要在情感上、常识上与同胞们对接。那一年的9月，我买了一本很小资的书《格调》，后来，听许多白领女生口里经常说“class”。这本书买回家翻了一个晚上就没再看，感觉里我太远了，没有什么心情玩“class”。“小资”这个词是我到北京开会时才知道的。当时就想，中国人都这么小资了？后来有书评说，《格调》一书亦是具有发轫的意义—生活类图书自此兴盛。这是一本引进版的图书，在美国生活多年的作家石涛回国后入行出版业，从成千上万的选题中挑出这一本，“正击中中国人解决温饱之后急欲讲求生活品位的软肋”。《格调》一书想帮很多“小资”确认若干处理生活细节的方式，比如说，作者认为开车一味求快其实很土鳖，占稳中间一道，匀速前行，这才是真正有修养、有品位的体现……诸如此类。
自《格调》开始，出版人开始关心生活方式问题，此后出现了关于吃穿住行出版热，直到2004年底三联书店“妹尾河童”系列书的出炉，诸多生活类图书大行其道，可看作是生活这根筋被《格调》拨动了。
书籍是社会生活的风向标。从1999年出版的图书来看，当年的中国，人们的市场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职场更加西化，生活观念开始追求物质基础上的品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