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与高尚和神圣相称的出版人
■季羡林
李景端出版第二本散文集《心曲浪花》时，我曾经为该书写过一篇序，题目叫《出版人是一种高尚和神圣的职业》。现在的出版人，尽管有一些淡忘了职业道德，做出了有损出版人声誉的事，但多数出版人，应该说都是无愧于高尚和神圣这个职业精神的。而李景端，就是这多数人当中比较出色的一个。
这几年我虽身在医院，但通过阅读他在报上发表的文章，以及与他的通信，对他近些年的作为还是有所了解。总的印象是，他退休后依然很勤奋，常常透过自己对出版、翻译乃至其他文化现象的观察，发表了不少颇有见地的文章，并很快又结集出版第三本散文集。好像上海有篇文章把他比喻成“文化渔人”又要收网了。李景端的“网”中收获了哪些“鱼”，我不大清楚，但这几年他做的两件事，却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第一件事，不断为翻译事业叫喊。李景端是搞翻译出版的，在实际工作中，他深感翻译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于是，他积极写文章，曝光劣质翻译表现，分析翻译质量下降的症结，提出治理劣质翻译的愿景处方，联络著名翻译家公开发表恪守译德的六条倡议，还促请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大会提交加强翻译工作的提案。２００４年，他更用通信形式，就翻译问题在报上发表了与我的长篇谈话，一时被许多报刊及网站转载，引起了更多的人对翻译事业的关注。这些努力的效果如何，姑且暂不置评，但至少他为改进翻译工作而不断叫喊的这种执著精神，无疑是应当嘉许的。
第二件事，热心从事文化公益活动。这主要反映在他发表的一些文章的内容上。例如，他呼吁老年文人要妥善处理自己的藏书，尽量捐赠给中小学或相当的图书馆，以免藏书“老”掉散失。他吁请一些名人遗属，不必热衷攀比建铜像，不如省下这个钱花在更有意义的用途上。针对常州一些名人故居徒有保护虚名的尴尬局面，他呼吁要发挥智慧，多几种保护选择，让保护名人故居落到实处。他认为老是重复出版名家旧作的做法不可取，呼吁出版界别去一再“炒冷饭”。他还告诉我，这几年他一直在替香港举办的三届“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充当内地的义工；最近，他又在协助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向出版社募集图书捐赠给贫困农村中小学，如此等等。
上述这些事，李景端本来可以不去做，但他主动做了，而且做得挺卖力，这就很难得。值此李景端新书出版之际，希望他再接再厉，永远做一名与高尚和神圣相称的出版人。
从译林的发展回眸李景端出版理念
■顾爱彬（译林出版社社长）
李景端１９７５年进入出版界，１９７９年创办《译林》外国文学季刊，１９８８年出任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１９９６年退休又返聘至今。在他后半生近三十年的出版生涯中，译林的丰富实践，催生出他特有的某些出版理念，而这些逐渐成型的出版理念，反过来又推动着译林的事业向前发展。
结合译林发展的实践，李景端出版理念大致涵盖以下四个方面。
立足中国国情正确把握出版导向
翻译是涉外行为，在翻译问题上，不少人强调翻译是两种文字转换，根据翻译学原理不能删节。而李景端在工作中发现，翻译出版最容易出事的，就在于对待删节和禁书的失误。
他认为，翻译作品不是译者用来自我欣赏，而是译给他人看的。翻译的使用价值，必须通过传播并被读者接受之后才能得到实现。因此，既要尊重翻译学原理，也要受传播学要求的制约，重视作品对受众产生的社会影响。根据这些理念，在选题上，他要求“贵在精心选择”，“要用智慧瞻前顾后，左顾右盼”，“不与人比胆大，只与人比胆识”。他还把“洋为中用”的方针具体化，说“中用”，就应该贯彻党的出版方针，立足中国国情，把握出版导向。他要求编辑不仅“黄”的不能要，就是“淡黄”的也不要。所谓“淡黄”，包括虽无露骨色情描写，但有明显副作用。对外国禁书，他认为精华与糟粕并存，要学会鉴别，反对人云亦云。
当然李景端也不是“宁左勿右”，固步自封。对要不要删，怎么删，他强调区别对待，认为这是一种编辑艺术。出版《尤利西斯》时，萧乾曾担心第１８章会被删节，李景端认为这是经典名著，不同于西方当代那些商业化的书，他不但向萧乾保证对经典名著不作删节，还配合萧乾用通信形式，在报上为《尤利西斯》不宜删节造舆论。这些说明，李景端在翻译取材和导向上是有原则和分寸的。这种严肃、慎重的态度，影响着译林的编辑，保证了译林在出版导向上没有发生什么偏差。
竞争优势在于最大挖掘资源潜力
李景端从实践中认识到，出版的竞争，最重要的就是占有出版资源的竞争，不断占有和最佳配置出版资源，是出版人的一项基本素质。既要极力争取表面资源，又要善于开发潜在资源；既要用足新资源，又要挖掘老资源的潜力，最大限度扩展出版资源的附加值。
出版是创意行业，知识就是资源。李景端在掌握知识的人力资源上下工夫。他一方面通过“毛遂自荐”、“多次蘑菇”、“真诚感动”等种种方法，终于请到钱钟书、卞之琳、冯亦代、萧乾等译界大批名家出任《译林》编委。像钱钟书先生，连《译林》中“名词解释”一栏出现问题，都会专门来信指点；至于冯亦代，几乎更成了不拿工资的“通信主编”。另一方面，网罗上海外语学院大批中青年教师。给任务、送词典、发表译作，预支打字复印费，推荐出席全国性学术会议，吸引了一批有才干的青年译者。名家与青年译者成为译林的资源优势。
随着１９９２年我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李景端积极向外买版权，作为抢占出版资源的高地。译林社的继任领导，本着同样的理念，又陆续买下外国大批现当代文学及社科名著的版权。随着译林版权资源库的不断充实，势必进一步增强译林的竞争力。
敢于“标新立异”注意在被冷漠的空间求开拓
李景端认为，出版是传播知识的，出版手段的创新固然重要，但学科知识的创新更重要，有了后者的创新，才会有出版物的出新。追热门，走现成路，难有作为；真创新，就应该敢于“标新立异”，拒绝跟风，注意在被漠视的空间求开拓。
１９７９年他创办《译林》时，学术界正统的观点是，只能翻译外国进步作家及有定论的古典文学作品。李景端觉得，《译林》的宗旨是“打开窗口，了解世界”，只看巴尔扎克、狄更斯等古典的作品，根本无法了解今天西方的社会。要形成出版特色，就要突破当时翻译界的旧观念，开拓一条自己的路。经过调查请教，他决定在长期受人们冷漠的外国通俗文学领域另辟蹊径，确定《译林》重点介绍外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健康的、反映现实的通俗文学。尽管因为刊登《尼罗河上的惨案》挨了冯至先生一棍子，但《译林》的这个创举，却促进了翻译界的思想解放，加快了文学翻译开放的步伐。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成立译林出版社之时，市场上外国通俗读物很“红火”，不少人都想跟进抢分这块蛋糕，大有泛滥之势。这时译林刚建社，经济很困难，李景端自然也想赚钱，但他没有去跟风，而是提出“要靠创新翻身”。他从日本连环漫画的热销中得到启示，发现国内这个领域未被重视，于是大力支持美编开发译林版的外国漫画名著系列，不仅带来了可观效益，更增添了一个受欢迎的品牌。同时，他着力更新和扩展译林版世界文学名著，并利用本社的外语优势，瞄准文学翻译中的大空白，推出了西方当代最有影响的两部名著《追忆似水年华》及《尤利西斯》，得奖又畅销，全社经济很快得到改观。
李景端还提出，人不在多，在精；书不在多，在优；在精中求优，以优促规模。当年译林是小社，在竞争中他不去同大社比规模、拼数量，而是要求在局部和自己的长项上争优取胜。译林抢先出版《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蒙田随笔》等名著，就是在填补文学翻译空白上超越了大社。在局部的优势积累形成一定实力后，近几年译林不忘跟踪世界文学的新发展，及时买下一批西方现当代文学名著版权，又在这个领域形成了我有人无的优势。
